汉代李广家族的诅咒：命中注定，还是时代使然？
“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拜椒为代郡太守”、李敢曾“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
李陵是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拜为骑都尉。”李敢的儿子李禹“亦有勇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名将辈出、有着卓著战功的家族，到后来不仅“李氏名败”，而且其家族成员大都是非正常死去，以悲剧而终。
如：为秦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李信仅仅因为伐楚失利，便遭到降职永不重用的处置，以致其郁郁而终;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李广，一生未得封侯，最后还被迫“引刀自刎。
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李当户和李椒英年早逝“皆先广死”;李敢死得更冤，因得罪大将军卫青，竟被“与青有亲”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闻，族陵母妻子”;李禹也受到李陵的牵连“后人告禹谋欲亡从陵，下吏死。”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乃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史记·李将军列传》正是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代名将世家被毁灭的过程。
司马迁之所以对李广家族的悲剧作了完整的实录和一览无余的展示，主要是一种强烈的悲情共鸣作用。
司马迁对李广这个名将世家是无比崇敬和同情的，他对李广的评论几乎是所有英雄人物中最高的:“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同时他对李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极为推崇，认为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正是基于对李氏家族勇武的景仰和对其悲剧命运深深同情这一情愫，司马迁在李陵兵败投降后，能不满“全躯保妻子之臣”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敢于挺身而出“塞睚眦之辞”“、推言陵之功”，最终触怒汉武帝，遭受腐刑之辱。
此后他常处在“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心境里，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以自身不幸为影，怀着强烈的悲愤意识，将浓烈的情感融入笔端，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现了一道悲剧人物充斥的画廊。
而《李将军列传》正是倾注了其自身悲剧经历以及全部感情的著名篇章。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李广家族这样的大悲剧结局呢?
一个悲剧的产生不外乎是个人与社会这两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两者在其中所起作用的主次轻重不同而已。
李广家族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制造英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酿造悲剧时代。
司马迁笔下写的是当时社会所必然产生的悲剧，所以李广家族悲剧成因也就是以当时残酷的社会这个客观现实为主因的。
下面我们就先来解读造成李广家族悲剧的主因———时代悲剧。
李广家族生活在秦到汉初这一“内争(皇)王权，外抗匈奴”战事频繁的时代，是一个黄老思想逐渐被大一统思想取代的时代，是一个诸侯国势力大大削弱而中央集权逐渐确立的时代。
这个专制时代不需要具有鲜明个性，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的国士，需要的是不为个人负责，只需向皇帝一人负责的奴仆和顺民。
遗憾的是，李广家族从李信到李陵，接受的是先秦的国士遗风，具有国士的品格和作风:他们嫉恶如仇、珍爱人格，如李广杀霸陵尉，因为霸陵尉曾伤害了他的尊严，李敢“击伤大将军”是“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李陵不愿归汉是他认为“丈夫不能再辱”;他们好名敢死、奋不顾身。
比如李信敢于在楚国还十分强大时向秦王嬴政立军令状，愿带二十万军队去灭楚，李广多次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
李敢曾拼死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李陵率五千步卒在匈奴单于八万铁骑的围攻下，奋战八日，杀伤匈奴万余人;他们廉洁爱士、口碑极好，如“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李陵也“分别有让，恭俭下人。”
相比起来，霍去病与卫青就深谙如何培养自己的奴性性格，讨得主子欢心与信任之道。
霍去病对待士卒与李广和李陵就截然不同，他出外打仗归来“重车遗弃梁肉，而士有饥者。”他岂不懂得爱兵如子的道理?
他之所以目中无士兵，在于避免在军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以取得汉武帝的信任，从而久安其位。
李广则不然，他深爱士卒，而士卒也“咸乐为之死”所以“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生前死后，享有这样崇高的威望，活在人们心中，一个天子未必就能如此!他这样做的本意也许并非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更不是野心勃勃，与天子争夺军心、民心。
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枝大于本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将至高无上的皇帝置于何地?没有意识到展现自己的国士之风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卫青更是棋高一筹。他功高位尊，苏建曾劝他效法古贤招士以扬名，他不同意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魏其、武安侯厚遇宾客想“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的严重后果早就被卫青预见，其眼光是何等的犀利。
由上可见，李广家族成员没有像卫青和霍去病那样“识事务”的去改变其国士之风以迎合统治阶级专制的需要，而是坚持它，发扬它，因此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在客观上与统治阶级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是为专制统治者所不容的。
他们不受重用、遭排斥打击乃至稍有失误便酿成性命不保的悲剧结局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个时代里，裙带风盛行，最高统治者施行重用外戚的用人制度是酿成李广家族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汉武帝对李广三代和对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用人制度的弊病。
卫青是卫皇后的弟弟，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李广利是汉武帝晚年宠幸李夫人的哥哥。
汉武帝为了让他们得以封侯和掌握军权，可谓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首先，战则让他们掌握军中最高统帅大权、且常常是大军行动，兵强马壮。
如霍去病初次参战时，汉武帝就特别嘱咐卫青挑选精明强悍、作战勇猛的士兵作为他的部下。
而李广、李敢和李陵在战斗中则常常充当配角，为主力执行牵制的任务，偶然有机会独立统军作战，却往往因为兵力单薄，而家族名气又大，故屡遭匈奴重兵围击而受辱。
其次，这些外戚一旦有功，立即受封赏且提拔相当快。
如卫青由一个奴婢之子很快被提拔为执掌全国军队的大将军;霍去病首次立功就授予“冠军侯”(意为功冠全军);李广利取得征服大宛的胜利后即被封为海西侯。
第三，包庇纵容，不追究外戚过错。如霍去病持宠射杀了冒犯卫青的李敢后，汉武帝竟替他掩饰“讳云鹿触杀”;
李广利率军攻大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而“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
汉武帝对外戚有过不究和有过封赏，可对李氏家族却从没手软过，而且还祸及无辜。
雁门之战李广遇单于重兵，兵败被俘后逃归，被处问斩，后赎为庶人。
元狩四年的龙城会战，李广被卫青从前将军转调为后将军身份进击匈奴，异道失期后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被迫自杀。
第二年，其为丞相的堂弟李蔡也被汉武帝抓了个辫子，治罪下狱，殒命自杀。
李陵兵败投降后，李氏家族更是遭到了灭门之灾，汉武帝不仅族灭了“陵母妻子”，还把李敢的儿子李禹也“下吏死”。
太史公司马迁仅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就认为他是“沮贰师”，被残酷地处以腐刑。除了“家天下”中任人唯亲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外，这个时代军功制度的不合理也是造成李广家族悲剧的一个主因。
为了鼓舞将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西汉王朝设立了奖励军功的制度，最高可以封侯(称功臣侯)。汉武帝时有四条途径可以成为功臣侯:斩敌千级以上。
捕斩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在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以获封侯。
整个武帝时期因军功封侯的达九十人之多。当然这四条封侯途径往往还有附带条件的，如斩敌千级封侯并不是只要杀满了一千个敌人，就可以封侯。
如果自己伤亡与敌军相当，或者吃了败仗，即使斩敌超过千级，也不能封侯。
再如第三条“在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高统治者在具体操作时也不能以全局和长远的眼光去论功行赏。
像在河西战役中，李广率四千骑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结果被十倍于己的匈奴左贤王部包围，几乎全军覆灭。
从全局来看，以牺牲四千人的代价换取主力部队“得酋涂王，以觽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以及迫使浑邪王将数万匈奴兵投降的重大胜利，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而且，汉军在消灭右贤王之后，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二郡，为以后汉军夺取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及大举进攻单于部和左贤王部的龙城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军功制度的不健全，李广的这次军事行动非但没有功劳，反而归入失败的行列。
为贰师将军李广利主力作牵制任务的李陵以不足五千的步兵对十六倍于己的匈奴铁骑，不仅成功地吸引了绝大部分敌人，还射伤匈奴单于，杀敌万余以上，可以说功不可没。
然而死抠军功制度、不许兵败投降的汉武帝不仅一笔抹杀了他的这些战功，后来还族灭了他全家。
痛惜之余，我们也不能不为这些奋战在这一不合理军功制度下的将士感到悲哀。
这一时代大臣和将领的馋贤妒能、争宠倾轧、贪功诿过同样是造成李广家族悲剧的重要原因。
典属国公孙昆邪曾经对汉景帝哭谏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表面上好像有称赞的成分，其真实用意在于诽谤李广有不忠意图。
景帝本来就因李广曾私受梁王将军印不信任他“，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
就这样李广辗转边疆二十年，都不得重用。
河西战役中，李广率担任牵制任务的四千骑遭敌重兵围攻，也是由于援军博望侯张骞的“留迟后期”，才致使“广军几没”。
更为可叹的是，当李广以六十五的高龄满怀实现“封侯”的夙愿参加龙城会战时，大将军卫青竟把李广的最后立功的机会给了他昔日的救命恩人公孙敖，强行把李广从前将军的位置调为后将军位置，事后又将单于遁逃的责任推向李广，迫使李广含愤自刎。
汉武帝派李陵出击匈奴时，也曾“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可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使汉武帝因此发怒并“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
老将路博德倚老卖老、不顾大局、耻为李陵后援并挑拨引起汉武帝对李陵的猜疑和不满，令李陵孤军深入从而陷入敌兵重围之中。
李陵兵败投降后“全躯保妻子之臣”又乘机落井下石“随而媒孽其短”，终致李陵全家被族灭。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造成李广家族悲剧的时代客观因素，李广家族成员的个人主观因素也是我们全面准确把握李广家族悲剧成因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就简述其家族成员的性格悲剧。
首先是不懂关系学。李广先辈李信是秦代的虎狼之将，这种出身相信灭秦不久的汉最高统治者用人时不会不考虑吧?
加之，李广“讷口少言”不善交游和刚傲的性格，与李陵一样只知道体恤下属，却不知如何讨得上级权贵得欢心，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又犯了政治幼稚病，看不到景帝与梁孝王之间的矛盾，贸然接受梁孝王的将军印。“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
李敢的子女也不知道努力去获得皇帝的信任却去讨好定数未卜的太子(即戾太子刘据，后因遭”巫蛊之祸”，自杀身亡)，这些都是在不幸来临时他们难以自保的原因。其次是逞勇自负、强烈的功名欲望。
当秦王在殿议时问需要多少军队可以灭楚时，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而李信为了获得最高领导权竟然说“不过用二十万”;李广终其一生就是想立功封侯。
所以，当他最后一次立功机会被大将军剥夺后，他竟“不谢大将军而起行”;而李敢则更离谱，因为“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天汉二年“帝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
李陵则宁愿在“无所事骑”的情况下获得道德上的满足，引导我们进入审美的崇高境界。“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这种自负其能、目空一切的性格埋下了他们悲剧人生的祸根。
此外，李广家族成员在性格上的其他一些缺陷也是构成他们悲剧人生不可忽视的因子。
例如:李广公报私仇斩杀霸陵尉和背弃信义诱杀八百羌族降卒足见其心胸之狭窄和性格之残忍;李禹受宠于太子却有“好利”的劣根性;李陵兵败后不顾名节投降匈奴，不能说其没有贪生怕死的一面。
总之，李广家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处时代的悲剧所致。
具体地说乃是这个时代的无形屠刀对具有国士之风之人的剔除、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对人才的压制、不合理的军功制度对战果的歪曲以及将领间馋妒倾轧、贪功诿过的小人行径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另外，李广家族成员在性格上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也是促成其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诚然，我们在揭开李广家族悲剧谜底的同时，感受到的不应是一曲其家族失败的挽歌，而是一种洞穿时空、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